小时候，在炎热的夏天，奶奶和我经常在院子里的果树下乘凉，奶奶经常给我讲过去的革命岁月和我爷爷的故事。现在回忆起来，爷爷是多么勇敢，革命先辈们是多么伟大。把侵略者赶出中国，让人民自己当家作主，我想这就是那一代人的初心和使命吧。
一、双堂村第一个党支部
奶奶陈桂香和父亲王景茹、叔叔王景波的合影。
爷爷王瑞森（其父亲王树亭被侵略者杀害）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为人忠厚，有正义感，性格刚烈。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军侵华的战火迅速燃烧到家乡。面对日军疯狂的侵略和国民党的节节败退，中华民族急需齐心协力寻找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
1938年4月，冀中区派马载同志带战地服务团来雄县开展抗日工作。6月，冀中区党委副书记鲁贲（当时的书记是黄敬）来五地委驻地雄县，在雄县东北部一带村镇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南刘庄村发展了贫农出身的长工刘凤兆同志入党，成为这一带村镇的第一名党员。后来，爷爷受刘凤兆同志的影响，同年也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他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农村组织，仅仅几个月就在双堂村发展了5名党员，很快建立了双堂村第一个党支部，爷爷任党支部书记，还建立了农会、青救会、妇救会、青抗先、儿童团、民兵等群众性组织。
二、变本加厉的侵犯暴行
冀中十分区二联县行政区划略图（1942.4-1944.1）
冀中十分区二联合县日伪驻军分布图（1942.4-1944.1）
1938年冬至1939年春，五分区和冀中区所有县城和重要乡镇先后被敌人占领。日军在占领区推行所谓的“军事、政治、经济”三位一体的总体战略，实则是组建伪政权和特务组织，推行保甲制，建立“爱护村”实施奴化教育。扫荡、分割、吞食、建据点、修公路，由点到面的巩固与继续扩大其占领地区，妄图实现全盘统治。
1939年，王星（原名王馨，又名王书晨，字兴坦，固安圈头村人）被任命为双堂区区长。在区领导的带领下，双堂区积极开始反扫荡、拨据点、毁公路、挖地沟的破交战，斗争形势日趋激烈严峻。
1月16日，经五分区决定组建新雄边区和雄霸边区。3月，晋察冀边区政府颁发关于健全村政工作的指示，要求建立村民代表大会，村公所下设经济、调节、生产、教育四个委员会。秋后，组织农会积极带领农民实行减租减息，减轻负担。
1940年4月，昝岗据点安设后，敌人以此为中心，连续在双堂以南、雄县以东沿至大清河的20多个村庄，修筑岗楼十几座，妄图由点到线逐步分割，达到蚕食我方根据地的目的。
1941年初，侵华日军为摧毁我大清河北岸抗日根据地，采取“分区扫荡”和“蚕食分割”的方法，把我根据地压缩于泗小公路两侧的新、雄、固、霸四县结合部地区，仅剩几小块。同年6月10日，华北日军集结重兵两万余，敌酋冈村宁次亲自指挥，对大清河北岸实行所谓“铁壁合围”“梳篦拉网”式的大规模“扫荡”。敌人继反复“扫荡”后，进而“细碎分割”“驻屯清剿”，实行了点、碉、路、沟、墙的“囚笼政策”，并建立伪大乡，实行保甲制，村村设联络员，建立伪自卫团，清查户口，颁发“良民证”，极力宣传“大东亚新秩序”，宣传窝藏掩护八路者杀无赦。霎时血雨腥风，山河变色，大清河北部一时被敌人所控制。县、区武装遭受惨重损失，县、区、村各级抗日组织遭破坏。十分区抗日根据地变成了敌占区，抗日斗争进入了极其艰难残酷的阶段。
三、党民一心的动人故事
河北省霸县抗日解放战争时期敌点布局图。
在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堡垒户、妇救会和民兵组织等一大批人和民间自发的组织与党同心协力，书写着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
（一）堡垒户
在日军大“扫荡”最残酷的岁月里，许多革命同志之所以能坚持地区斗争，全仗人民群众的保护，尤其是堡垒村、堡垒户，许多革命群众付出了极大代价，甚至是生命。
双堂村的堡垒户陈大娘，在自家炕底下挖了一个能藏八、九人的地洞，县长王山曾在她家养病，县委书记赵西北曾在那里隐蔽。她先后掩护过分县、区干部达一百二十多人（曾掩护过张泽、赵然、李平、吕锋、阎占彭、齐鲁、吴烈、徐德胜、陆光、彭涛等）。
干部们一旦被敌人抓住，就有大伯、大娘、年轻的妇女站出来舍身担保，他们把干部拉在手、搂在怀，看作是自己的儿女、丈夫和兄弟，保护干部脱险。有的干部为了不危及群众，在敌人面前挺身而出，视死如归。一次有个侦察员在双堂村活动，正碰到敌人进村，和敌人打了个照面，旁边有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看到情况危险，为了掩护他的安全，从容地走到侦察员面前，对孩子说：“去找你爸爸，我要做饭去！”侦察员内心怀着激动，表面上很自然地接过孩子来抱着走了。为了迅速离开村庄，侦察员只好把孩子带着在村外青纱帐里待了一天一夜，才送回去（原十地委书记、十分区政委旷伏兆的回忆录）。
还有在赵西北（时任雄县县委代理书记）的直接领导下，我爷爷和刘伯彦同志掩护朱干等人的故事。爷爷和刘伯彦同朱干（当时任公安科长）等20多人晚9时从南刘庄动身，同时安排刘庄村党支部组织了三四十名干部群众，分四路从雄县毛儿海穿张青口北寨上东从武将台北上中亭河堤，踩了30多里长的脚印。特意制造我方大部队抵达的阵势，迷惑了敌人。后从张青口渡口上船向东划行三四里到达南岸，第二天傍晚穿过花木场封锁沟南下，一夜赶到任邱县长房镇，去冀中休整。
（二）妇救会
当时奶奶（陈桂香）和她嫂子组织其他妇女们宣传抗日救国，积极完成布置给她的各项任务，如做军鞋军服，仅三、六、七联区（双堂一带）的不完全统计，四年内就做军鞋36651双，军服7018件。七联区的妇女支援前工作的成绩显著，受到军分区表扬。当时建设比较好的地方有圈头营子、朱家铺头、李洪庄一带；前后狄庄，大、小柏林庄一带；往西往南是一溜米、大魏庄、徐庄、杜庄、于家庙、摆渡口、上岔河一带；再往西是一溜营、码头一带，宫井营一带；后来最大的一片根据地，要数双堂区了，成为分区党、政、军机关很好的依托阵地。（冀中十分区第二联合县老干部回忆录）
（三）建立秘密渡口
为加快恢复地下工作，李瑞祥（爷爷的姐夫）在大清河张青口建立了一个秘密渡口，负责摆渡，与爷爷直接联系，并负责了解大清河南部情况。这个秘密渡口的建立，对于河两边抗日人员来往，通情报、传消息，沟通南北情况起到很大作用。敌占区人员可随时到河南岸休整，河南岸的干部随时可进入河北岸坚持抗日斗争。其间，这个摆渡口先后摆渡过张汉民、朱干、马讯、王一夫等几十人次，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
（四）民兵组织
抗日战争爆发后，二联县所辖地区早就随着我党我军开辟敌后战场和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于1939年前后在新（城）、雄（县）、固（安）、霸（县）的广大农村中建立起自卫队组织（民兵组织的前身）。县设自卫总队，区设自卫大队，村设自卫队。按照自卫队章程的规定：自卫队担负着站岗放哨、监视敌人、传送情报、捉拿汉奸、破路、割电线、扰乱敌人、运送公粮、护送干部、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等任务。勇敢的自卫队在粉碎日军“蚕食”“扫荡”和保卫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1941年6月大“扫荡”后，二联县人民陷入了日军的残暴奴役之中，“出门是公路，抬头见岗楼，村村皆带孝，户户闻哭声”，各级自卫队组织均遭受严重的破坏。随着基层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人民自卫武装组织也迅速恢复起来。当时，村级人民自卫武装组织被称为游击小组，小组成员都是隐蔽下来的党员骨干和抗日积极分子。主要任务是秘密地监视敌人、传递情报、掩护干部、配合县和区游击队除奸打特，是民兵组织的最初形势和骨干力量。
1943年，二联县的抗日斗争形势日趋好转。一溜米、一溜岗、小芦昝、杨相庄、杜庄、一溜铺头、四宫井等在原来青救会、自卫队的基础上，普遍建立了抗日武装组织，持枪民兵发展到280余人，在抗击日军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各级武委会紧抓对民兵的军事政治训练，提高了民兵的政治党悟和军事素质，并相应的在民兵组织中建立了奖励、检查、汇报等制度，还注意解决武装民兵的家庭困难，使民兵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
（五）地道战
从1940年开始，抗日的“堡垒村”“堡垒户”在反“蚕食”、反“扫荡”斗争中，为掩护抗日干部和游击队，搞起地道战。第一阶段，地洞的功能只是消极躲藏，一旦敌人发现就会受到损失；第二阶段是距离较长的翻眼地洞，藏时较安全，但它的缺点是不能打；第三阶段是地道战，地道战是在总结地洞和兄弟分区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地道战从1943年秋季左右，在七联区（双堂村附近村庄）先后逐步展开。在地道的设计构筑规模上也是独具匠心，能打能守，能进能出，我打敌时随心所欲，敌打我时无计可施。为了适应作战需要，中心村庄的地道联成了村通村、街通街、户通户“三通”地道网。地道内设有通气孔、嘹望孔、射击孔，主干道和支线四通八达，纵横交错，还能做到房上、地面、地下（天地阴）三通，退可守、攻可进，村内村外出入口遍布，既有利于掩护群众，又有利于消灭敌人。
四、我家一脉相承的红色基因
作者的大伯、二姑父、父亲的退伍军人证明书。
作者父亲王景茹当兵时的照片。
作者父亲王景茹当兵时与战友合影。
作者父亲王景茹的雄县优秀退役军人荣誉证书。
缴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特殊党费。
在党的领导下，我家四代人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爷爷（当时任双堂村党支部书记）、二姑爷（当时负责大清河张青口摆渡）、老姑爷（当时任夹河村党支部书记）均是地下党，大姑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期任双堂村大队长）、二姑父（中国人民志愿军，0145部队三支队炮营任排长职务）均是党员，大伯（退伍军人）、父亲（退伍军人）党龄51年以上，哥哥和我党龄20年，侄子现为在校入党积极分子。一个普通家庭对红色基因的一脉相承，是时刻铭记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是敢于在国家和人民需要时挺身而出，是踏踏实实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
五、结语
作者王法旺到北沙乡和刘庄村讲授红色党史。
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凝练成光芒四射的红色文化。红色文化已沉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上的文化密钥，蕴含着中国人民奋发图强、接续前行的精神密码，是华夏儿女奋发向上的精神养料。红色文化基因的传承发展，是要于稳中求新，新中求进，不断回应新时代的现实要求和人民需求，进而让红色文化之光芒永久普照神州大地。
作者简介
王法旺，男，汉族，中共党员，雄县著名文化学者，现任河南省豫东调唐派艺术研究院顾问、保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委员、保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民俗专业委员会委员、白洋淀文化发展研究会理事、白洋淀历史文化研究院民俗文化研究员、雄安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双堂乡冰雹会祈福习俗、双堂盒子制作技艺）两项代表性传承人、雄安新区雄县宋辽古战道文物保护员等。和雄县本土作家周振成、刘冠东老师共同编写的长篇历史性文章《杨六郎把守三关口的历史考证》《红色圣火在雄县》《刘伯彦：为党的事业战斗不息》多次在《廊坊都市报》《莲池周刊》上发表。其创作的《悲壮之歌》曾获庆祝建党100周年“党魂颂”小说纪实文学类优秀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