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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8日，革命先驱李大钊就义纪念日。

　　94年前的这一天，李大钊为了他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慷慨赴死，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耀千秋的一笔。

　　94年后，一封被珍藏了一个多世纪的署名“大钊”的信在石家庄出现。

　　这封信的持有者和李大钊有什么关系？信的背后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87岁的宁瑞娟和儿子张光宁正在向记者介绍李大钊亲笔信。河北日报记者王思达 摄

　　一封信四代人珍藏

　　“绍先吾兄，先生大鉴，前趋谒，未遇为怅。葆华、星华在邑读书，请多照拂，谢谢！敝村设立华严女学一所，希望辅臣先生多拨点补助费。

　　今虽专函商榷此事，但恐筹拨之数较少，不足以供用，仍望吾兄晤辅臣时代达弟意，以免别生障害也。弟拟于十六日返都，以后有所赐教，希即递函都中。至祷此叩。”

　　4月23日，河北师范大学职工宿舍北院，87岁的宁瑞娟老人小心翼翼地拨开一层保护绵纸，一封毛笔书信呈现在记者面前。这是一封竖行格式书写的旧书信，三张泛黄的信纸上有几处水渍，字迹却依然洒脱、清晰。

　　信件全文100余字，言简意赅，落款为“弟 大钊”。

　　“这封信，是当年李大钊先生写给我祖父宁绍先的亲笔信。从我祖父到我儿子这代，我们家四代人已经将其珍藏了100年。”宁瑞娟说。

　　“根据推断，信件应该写于1920年春天。”宁瑞娟介绍，“当时，李大钊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活动。偶回乐亭老家，却没见到祖父，于是便留下此信，托其对自己的子女多加关照。信中提到的葆华、星华，就是李大钊当时在乐亭县城读书的儿子和女儿。”

　　此外，信中提到李大钊在乐亭创办的女子学校“华严女学”，并请宁绍先转告“辅臣先生”，请其平日对学校多些关照和资助。

　　从信件内容不难看出，李大钊和收信人宁绍先应该十分熟络。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当时已经是北京大学教授的李大钊，和宁绍先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祖父宁绍先是土生土长的乐亭人。他出身书香世家，知识渊博、思想开明，还懂医术。祖父的老宅在县城北街王家胡同，距李大钊的出生地大黑坨村大概十几公里。”宁瑞娟说，“祖父比李大钊年长几岁，有人说他们是永平府中学的同学，但祖父并未提过此事，所以这个说法今天已经很难证实或者证伪。”

　　宁瑞娟推测，也有可能，身为同乡的两人只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相遇相识。“祖父赞成大钊先生的共产主义主张，大钊先生欣赏祖父知识渊博、思想开明，于是互相建立信任，并成为挚友。”

　　“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收藏这样的信件风险很大。但作为他的挚友，祖父敬仰李大钊的风范气节，还是将来信精心珍藏。”宁瑞娟回忆，“祖父一直把信放在卧室炕头的立柜里，一放就是几十年。直到上世纪60年代祖父去世，信才原封不动地传到了我父亲手里。”

　　1976年，唐山发生大地震，宁家在乐亭的老宅在地震中全部倒塌。即便如此，宁家人还是将信件从废墟中刨了出来。

　　耄耋之年的宁瑞娟至今仍清楚记得，地震第二年，父亲从祖宅被毁的乐亭老家来石家庄投奔自己时，“身上几乎什么都没带，却带着这封信。”

　　返回老家之前，父亲将信件交给宁瑞娟，并嘱咐她精心保管。

　　“前些年，母亲一直把信放在书柜里保存。后来，母亲年纪越来越大，就把信交给了我。为了防止信件破损，我特意用绵纸做了外层保护，平时能不动它尽量不动，以减少破损的可能。”宁瑞娟的儿子张光宁说。

　　到今天，这封经历过洪水、地震等多次天灾的书信，已被宁家四代珍藏百年。

李大钊写给宁绍先的亲笔信第一页。河北日报记者王思达 摄

　　为研究李大钊提供更多细节

　　“来信已阅悉，女教习已聘妥。翟女士年薪二百五十元，望大家设法筹款，不日起程，（一去）川资二十元由我捐出，知会会上诸公，赶快为女教习备一小院，（我看南学最好）以便教习携她的丈夫同来，此事最方便，初办女学，难得如此，如何？赶快来信。钊。”

　　乐亭县李大钊纪念馆展厅内，另一封李大钊亲笔信安静地躺在玻璃展柜内。

　　“这封信件写于1920年，内容是有关李大钊为筹办乐亭县大黑坨村女子学校，聘请一位姓翟的女教师的事。李大钊在信中说，自己已为该教师准备了20元盘缠，其几天后就可动身去大黑坨村任教，并嘱托家乡亲友尽力为外来教师及家人提供好食宿安排。”李大钊纪念馆副馆长于海英介绍。

　　这封信，如今已经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从信件内容和写信时间看，该信件与宁瑞娟手中的信有一定的联系。事实上，这两封信的收信人，都是宁绍先。记者了解，有关方面正跟宁瑞娟一家接洽信件确认等事宜。

　　藏于李大钊纪念馆的这封亲笔信，捐献者是宁绍先的孙子、宁瑞娟的弟弟宁大明。

　　“1977年父亲从乐亭来石家庄时，带了两封李大钊亲笔信，一封交给了我，一封交给了我弟弟。从时间来看，这两封信相隔时间不长，因此信中内容多有相似之处。我觉得，这两封书信应该算是姊妹篇吧。”宁瑞娟说。

　　在李大钊的研究者看来，这两封字数不多的书信背后，体现的是李大钊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这个广为人知的身份之外，对妇女解放运动和女子教育等问题的关心和关注。

　　“李大钊率先在中国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中国社会问题，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常务理事朱文通说，“中国妇女解放问题是李大钊关注重点之一。在反对女子缠足旧习俗、倡导男女平等与加强对女子的现代教育方面，李大钊既有相关思想阐述，又有实践活动。”

　　1919年寒假，已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的李大钊回到家乡乐亭县，发现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禁锢下，很多女孩子没有读过书。为了给女孩们提供就学机会，他邀附近的开明乡绅及热心公益人士，共商在家乡开办女校一事。

　　有关专家分析，当时，李大钊举荐宁绍先为学校男教师，回到北京后又多方奔走，聘请到了翟女士前往大黑坨村任女教习。这两封信，或是在此期间转给宁绍先的。

　　“这两封紧密相连的信件，让李大钊兴办女学一事跃然纸上，见证了李大钊为创办女学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朱文通说。

　　历经种种困难和考验，1920年初，李大钊终于在家乡华严寺原址建起了学堂。

　　“学堂的革新表现在招生时招女孩子上学，即细分出华严女校。上学的女孩子都得放脚，不准裹小脚。”华严女校招收的首批女学生谷月辉曾这样回忆。

　　“学校造人才为改造社会，读书为做事不是为做官。”开学当天，李大钊还亲自为学校写了一副对联，贴在学校大门左右。

　　“因为李大钊同志英勇就义的时间较早，在白色恐怖统治下，留下来的研究资料比较少，有关李大钊的回忆往往缺乏有力的证明材料。可以说，这两封亲笔信为后人研究李大钊提供了更多细节，也是对其热爱家乡、关心教育等说法的最好佐证。”朱文通说。

李大钊写给宁绍先的亲笔信第二页。河北日报记者王思达 摄

　　大钊精神代代相传

　　“在我父亲的讲述和我的记忆里，除这两封外，没有发现其他李大钊书信。”宁瑞娟说。

　　宁瑞娟告诉记者，大约在1920年以后，宁绍先经李大钊介绍，从乐亭前往北京大学工作。“两人在一起工作后，可以经常见面，自然也就不需要过多书信往来了。”

　　1927年4月初，李大钊被捕。此后，宁绍先曾积极发动北京乐亭同乡会参与营救，但未能成功。

　　20多天后的4月28日，李大钊英勇就义。

　　对于李大钊的牺牲，宁绍先和当时社会各界进步人士无不感到痛惜、悲愤。但对李大钊本人来说，为革命“壮烈的牺牲”，是他在传播共产主义精神之初就有的认识和觉悟。

　　李大钊生前曾以《牺牲》为题写文，文中直抒胸臆道：“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从那时起，李大钊思想里已经形成这样一种认识，那就是为信仰和事业献身才算死得其所。”专家分析。

　　李大钊的革命精神和牺牲精神感染了无数人，包括挚友宁绍先和他的后人。

　　李大钊牺牲后，宁绍先辞职离开北京，返回乐亭家乡。回乡后，他和家人在乐亭县城北街经营书局，继续传播共产主义革命思想。

　　“上世纪30年代，我的叔父宁作民也参加了革命，并成为乐亭县地下党县委委员。另外，我的姨父也是地下党。在这种情况下，我家在王家胡同的老宅和经营的书局，就成为乐亭地下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宁瑞娟说。

　　一次，反动派到宁家抓捕宁作民，却扑了个空，恼羞成怒之下，他们把宁瑞娟的伯父宁泽民抓走了。后来，经乐亭社会工商界多方联系，才将其营救出来。宁瑞娟回忆，因为家里有人参与革命的缘故，宁家曾数次遭到反动派搜查。

　　1941年，宁作民牺牲在抗日战场。牺牲时，他唯一的女儿只有六七个月大。

　　受家庭影响，宁瑞娟的堂兄宁艺一（原名宁大生）也于16岁参加革命。上世纪40年代，宁艺一跟随地下党组织奔赴湖北，直到1950年才通过书信与家人取得联系。当时，他在部队已是中尉。

　　“由于当时年纪较小，我的母亲和舅舅未能参加革命，但他们后来也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张光宁说。 （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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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钊就义前后

　　94年前的今天，在北京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被奉系军阀秘密杀害。

　　此时，距离李大钊被捕入狱，仅过去了22天。

　　事实上，在李大钊被捕入狱后，京津各报社和北京各界社会进步人士，都为李大钊呼吁。河北乐亭同乡300多人则联名上书陈情，请求军方保全李大钊的性命。

　　但最终，这些营救都未能成功。

　　由于行刑过程是在看守所秘密进行，许多细节今天已无法考证。只有1927年4月29日的北京《晨报》披露了李大钊遇难的详细过程：“前日方传军法会审尚未正式开庭，而昨日下午党人20名已被绞杀决矣……闻看守所中只有一架，故同时仅能执行两人，而每人约费时18分始绝命，计自2时至5时，20人始处刑完毕。首登绞刑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如今，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李大钊临终前的模样，有就义前为其拍摄的照片为证。照片上的李大钊身着布棉袍，淡定从容。

　　赵纫兰母子在李大钊被害当天获释，第二天才知噩耗。报纸上说，“李大钊身后事凄凉，李妻闻耗悲痛而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益加剧以致卧床不起，小儿女五人环榻哀号，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

　　牺牲之后，李大钊的灵柩在宣武区妙光阁浙寺里存放了6年。

　　1933年4月中旬，蒋梦麟、章士钊、白眉初等北大教授、民主人士共同发起为李大钊举行公葬。

　　队伍从浙寺出发，沿宣武门、东四牌楼、西四牌楼前进。在西单路口，队伍突然停下来，有人拿出一面早已准备好的中国共产党党旗盖在李大钊的棺木上。

　　众人护送灵柩到了万安公墓，公墓看坟人跑过来说：“今天一大早，有一辆骡车拉来了一块石碑，说是给李先生坟前立的。”大家围上来一看，石碑的顶端刻着一颗红色的五角星，内刻镰刀斧头，碑文是“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之墓”。

　　大家商量再三，觉得在当时的情形下不便将这样的墓碑立于墓前，于是便埋在了墓旁地下。

　　1982年，中共中央决定在万安公墓内建立李大钊烈士陵园。移灵安葬时，人们想起那块墓碑，一挖果然挖到。如今，这块墓碑就保存在陵园的纪念馆里。

　　整理/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