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忠
他执着于中西方文化的研究，在学术上硕果颇丰，反响较大；他反思新中国“人民文艺”的成功经验与遭遇难题，并关注国内年轻学人的最新成果。在雄安籍作家李素荣的长篇历史小说《雄安刘因》出版之际，记者采访了他——上海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孙晓忠教授。
记者：请介绍一下你自己的情况和研究的领域？
孙晓忠：我2003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博士毕业，同年分配至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当时，这个系是国内首家文化研究系，与许多国内外的著名思想家、艺术家合作研究，主要研究当代文化、流行符号、文化生产机制以及城市研究和当代文学批评。2010年，我转到上海大学中文系任教，主要研究左翼批评理论、延安乡村文化建设，以及上个世纪50年代的合作化。
记者：请你谈谈文学在文化传承的地位或意义？
孙晓忠：以往，社会思想史研究的主流，往往只是社会少数几个精英人士，往往忽略大多数人的情感生活，尤其是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但是，历史的舞台不能只有帝王将相，因为舞台只有演员没有观众，同样会因缺憾而不完美。文学和思想、文学和理论的不同在于，它在历史书写的不经意之处留下了社会风俗和地方性知识。鲁迅强调文学“为市井细民写心”，也是强调了文学写了作为正统之外东西。《诗经》中有精致的“雅”的文学和高亢的“颂”正统文学，也有歌颂民间疾苦，甚至本身就是下里巴人口里的“文艺”。而后者对于人民文艺、对于文化精神传承更有价值。今天，需要我们思考的是：何种文学书写？传承何种文化？
记者：据悉，你对雄安籍作家李素荣的长篇小说《雄安刘因》提出了许多建议，请谈谈你对这部小说的看法？
孙晓忠：《雄安刘因》一书是近年来写燕赵儒学、写雄安刘因家族历史的第一部。这部历史小说回应了今天重新理解传统中国历史的命题，可以说是开创性的。该书在选取的历史时段、地域空间上比较特别。小说中刘因生活的背景是宋元更替、元朝灭宋、宋元转型这一民族融合时期。小说一方面写元朝开国后，理学如何由南向北方转移，另一方面因元朝废除科举取士制度，文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与南方文人不同，刘因家族虽为儒学世家，但也不是显赫的家族，到刘因父亲刘述这一代已经家道中落，刘因一生生活贫困，但是依旧不被仕途所动，为当地教育事业与民众求知而躬耕教学，并最终选择做“不召之臣”。
写儒学大师往往容易用精英化的视角来塑造形象，而这部小说的长处，就是将理学家放到日常生活中来写。《论语》中也有孔子游历中的百姓日常故事，并用这些故事来晓喻道理。这部小说有故事的地方往往让刘因形象有血有肉，这是作者所具有的文学基础与写作热情的展示。她喜爱古代诗文，认真钻研与刘因相关的元史，对刘因的生活经历下了一番功夫。如与几个儒学大家的交往，展开学术探讨交流、和关汉卿的相遇而展示的传奇、三台书院招收特殊学子所带给人的震撼等都颇有意思。当然，作为历史小说，有关刘因日常生活的故事可以不必拘泥于历史真实，这就像小说中刘因肯定智存画雪，要写出人物的神似，“画出生命”。雄安的世情风物，还可以再丰富一些，人物和叙事线索，甚至松散闲笔也可以再多一点。这样，小说就更纵横开阖，视野更宽，写得更活。
记者：请你谈谈雄安人写雄安先贤的意义？
孙晓忠：李素荣是一个有文学理想和历史抱负的雄安人，寻找历史传统，对认识雄安，建设雄安必然有意义。离开历史传统谈文化创新是空中楼阁。认识脚下的土地，发掘地方性知识，这些口号从上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就开始了，只不过寻根文学的追寻过于抽象，带有深深的西方文艺思潮影响的印记，从韩少功《马桥词典》开始，发掘地方特殊的文化，就越来越接地气了。如书写雄安历史，曾有白洋淀作家群等，就体现了革命文学的地域特色。
近年来，不少作家开始阅读地方志书、民间笔记小说，从中寻找创作灵感。李素荣写燕赵大地，选题有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很多作家往往仅仅落笔到文化的地域性和奇风异俗，那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了。如何将文化的地方性与普遍性连接起来，讲一个完整的故事比较困难。在这点上，我很欣赏小说中对燕赵学人的家国情怀的理解。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其实质就是忧患意识的展示。它体现对民族、国家、人民的命运及利益的强烈责任感与深沉的终极关怀。
记者：你对未来雄安新区的文化建设有何建议或期望？
孙晓忠：现代化进程中大城市病是世界性难题，设立雄安新区是探索21世纪智慧城市的重要举措。可以预见，它必然会坚持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验”基础上，汲取近年来学术界城市研究的成果，在广泛参照世界各类城市发展模式和理念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新型城市的发展之路。
城市规划背后体现人的价值观，而好的城市空间必须有好的文化来填充。优秀的文化来自顶层设计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而且是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普遍地分享并积极赞同。好的文化是粘合剂，它将全体公民粘合为一个共同体。（记者 王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