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3日，上海，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资料图片/视觉中国
昨日(6月28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司局负责人介绍，目前全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由点到面逐步推开，46个重点城市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生活垃圾处理系统正在逐步建立。2019年46个重点城市将计划投入213亿元继续加快推进处理设施建设，满足生活垃圾分类处理需求。
继续加快垃圾分类处理设施建设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副司长张乐群介绍，全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由点到面逐步推开，取得初步成效。
截至目前，134家中央单位、27家驻京部队和各省直机关已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分类；46个重点城市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生活垃圾处理系统正在逐步建立，已配备厨余垃圾分类运输车近5000辆，有害垃圾分类运输车近1000辆。2019年，46个重点城市将计划投入213亿元继续加快推进处理设施建设，满足生活垃圾分类处理需求；各重点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入户宣传覆盖家庭已超过1900万次，参与的志愿者累计超过70万。
此外，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民生调查”课题组2018年对46个重点城市的入户调查结果，进行生活垃圾分类的家庭占38.3%，较2017年增长11.4%。
全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逐步推开
据介绍，目前垃圾分类工作目标已经明确，确定到2020年底，先行先试的46个重点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其他地级城市实现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至少有1个街道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到2022年，各地级城市至少有1个区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其他各区至少有1个街道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2025年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司局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会同有关部门多措并举全力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加强生活垃圾分类等生态文明教育；加快生活垃圾分类设施建设，完善垃圾分类技术设施标准，加强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各环节有机衔接。此外还要加强法制建设，通过推动立法加强源头减量，提升生活垃圾全过程管理水平。
焦点1
垃圾分类强制趋势愈加明显
执法难度大需公众主动参与
7月1日起，《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正式实施，开始普遍推行强制垃圾分类；北京、广州、深圳等地也已相继启动制定修订相关地方法规。逐渐纳入法治框架后，我国垃圾分类是否将进入“强制时代”？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环卫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徐海云表示，加强法制建设后，我国垃圾分类工作强制趋势将会越来越明显。目前，我国大致将垃圾分为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类，“这是全国统一的大标准，而具体到每个类别下的垃圾种类，还需要各个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和条件来制定。”徐海云介绍，有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例如日本东京市中心23个区，每个区都各自制定了具体的垃圾种类划分，并各自执行。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副司长张乐群也表示，垃圾分类需要人人参与，在法治框架下，更需要各城市根据自己的特点，因地制宜编制更具体的项目目录，有利于居民进行精准的垃圾投放。
如何针对垃圾分类建立奖惩机制、奖励和惩罚的标准应该如何界定？徐海云表示，垃圾分类强制执行的执法成本高、难度大，需要公众的主动参与。
焦点2
可回收垃圾重点是再利用
厨余垃圾难点在如何处理
徐海云表示，目前公众尚未充分认识到垃圾分类工作的必要性，还需要加强引导。“垃圾分类工作的总体覆盖范围还很有限，现有的46个城市仅占全国城市数量的7%左右。而且，46个重点城市的进展也不平衡。”
垃圾分类的基础处理设施也存在短板，“目前少数发达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比较完善，但大部分城市分类设施配备普遍不足。”
徐海云认为，目前我国垃圾分类工作中，重点是可回收垃圾怎么再利用，难点是厨余垃圾的处理。“如玻璃瓶是一种可回收垃圾，但玻璃瓶的收集、运输、再利用成本较高，需要较高的补贴才能完成。在缺少补贴的阶段，无法进行精准投放，可能收集后也只能去到垃圾处理厂，事实上没有达到回收再利用的目标。”
徐海云认为，最大的挑战是分类投放后如何进行后续处理。徐海云介绍，在我国台湾地区，大部分厨余垃圾需要进行焚烧处理；日本还曾尝试把厨余垃圾转化为肥料，但由于土地资源紧缺，实际上难以消化。
“我国地域广，居住条件差异大，餐厨垃圾的种类更多。后续处理需要各地从实际出发，根据各地土地的需求确定合理环保的处理方式。而不是填埋、焚烧等简单的终端处理。”徐海云说。
焦点3
加强公众主动分类意愿
增强垃圾分类的“获得感”
张乐群表示，垃圾分类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聚焦观念环节和突出问题。“既要把经济账算清楚，也要把生态文明的账算清楚。”同时，垃圾分类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更要实现公众积极主动参与。
徐海云认为，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关键在于，如何加强公众主动分类的意愿。“垃圾回收的整个过程，每一类垃圾的成本、用途，都应该由全民来参与讨论，公众了解分类后的垃圾最终去了哪里、如何再利用，分类工作将起到哪些生态效应和环境效应，才会有获得感，才会感觉到主动分类的行为是有意义的。”徐海云说。
张乐群表示，各地应结合实际制定相应的垃圾分类评估考核机制和激励举措，“有的城市社区对居民垃圾分类实行积分奖励，创新工作方式方法，这是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的良性互动。”
张乐群解释，社区是城市管理的基础单元，也是垃圾的主要产生地，从先行城市的经验来看，推进垃圾分类只有以居民为主体，从社区抓起，才能取得较好效果。“各地可以借鉴上海、厦门等城市结合垃圾分类开展的活动经验，聚焦城市社区，发动居民共建共治共享，增强居民在垃圾分类方面的获得感。”（记者 吴娇颖）
